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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发布的16名军级以上干部名单中，有两名是王军所在军区的。“关于我们军区的我们早知道了。”根据介绍，虽然这些贪腐将领没有对外界正式公开，但在军队内部从上到下都做了通报，从总部机关到连队、班召开会议，层层组织学习通报精神。
在问及2014年以来这种通报会议开了多少次，王军说，不记得了，太多了。原来，除了高级将领违法违纪会进行通报之外，公车私用等这类组织作风的问题也会对全军公开，结果是，“内心有了警戒线，知道什么该干，什么不该干”。
在王军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的描述中，军队反腐除了产生威慑力，风清气正、提高战斗力外，他感触最深的是，在入党、提干这些问题上，现在靠的是能力、素质，实打实，打招呼走后门没了。他说，比如在提干这件事上，提干的都是优秀人才，但谁比谁优秀，优秀在哪儿，说不清楚。但现在不同了，所有指标量化，得嘉奖多少分，立功多少分，参加竞赛多少分，最后进行公示，清清楚楚，每个人都很服气。这份16人的打虎名单带给军人的不仅仅是一种震动，“不再是动皮毛，而是动真格”，在背后更是反腐工作方式的变化。
总装备部某部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、政法委书记于本城少将是一名有43年军龄的老兵，他从事纪委工作8年。
于本城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候表示，改革开放后期军队的确存在腐败问题，表现最严重、部队反映最强烈的是用人问题。不该用的用了，一些优秀人才如果不活动一下，也无法到重要岗位发挥作用。当时的干部提拔也是要有严格程序，比如依据各项指标由部属进行打分，但这个考核结果只供有决策权的少数领导参考。一些严格按规定办事的单位，考核结果会作为任用依据，在一些不按规定办事的单位，考核结果到了领导那儿会被推翻。“这样的现象占了一定比例。”
于本城回忆，在当时，查处干部贪腐主要是依靠已查处的案件牵扯，靠举报信或者上访。“收到了一些举报信，反映了一些问题，也有个别涉及到一些高层领导。”但当时军队在处理腐败问题上的潜规则是首先要保证部队稳定，维护领导形象。“除非实名举报，有根有据，没法解释，抹不过去的事情，该处理也处理了一些。”于本城说。
由于徐才厚一些人的影响，反腐败工作处于被动、消极、不作为，随大流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状态。“感觉很寒心，很气愤。”于本城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描述。
十八大以后，党中央在军队反腐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，查处了徐才厚，古田会议后开始肃清徐才厚对部队恶劣影响。于本城说，这些举措改变了“以维护军队形象，维护领导形象”为借口的被动、消极、应付的局面。事实表示，揭露腐败分子才维护了军队形象，没有损害军队形象，这次公布打虎榜就是例证。
谈起自己从事纪委工作的任职经历，于本城说在过去存在一些打招呼情况。所以，“有什么问题查问题，不要设任何禁区，不要设任何条条框框”就尤为重要，徐才厚都能拿下，谁还动不了。
于本城认为，在未来反腐进程中，既要抓反映问题集中的一些单位，也不能忽略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单位，反腐问题不能留死角。对于军队反腐存在的难点，于本城说，部队上下级观念强，在一定程度上讲，个别经上级领导提拔使用的干部，在提拔使用过程中，与上级领导构成了一定利害关系，一般情况下很难对上级领导问题进行检举揭发。因此，要综合地历史地评价干部，加强深入严格接地气的巡视，其实哪个领导干部是否腐败大家都有一本账。
对于军方公布的16名打虎名单，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认为，这个名单不存在选择性公开，“谁犯事公布谁”，这和中央“发现一个查处一个”的精神相吻合。而对于此次集中公布，对军队建设有深入研究的公方彬教授认为，这种节奏和军队对腐败查处情况相关。“军队对贪腐案件查处有军队的程序和规则，既然定了规则，有程序性要求，那么就应该按规则和程序办，不一定和地方一样抓一个披露一个。现在集中披露既有对2014年军队反腐工作的年度总结，也和中纪委全会上表达的‘反腐在路上’一致。”公方彬说，这表明军队是按照统一部署加强反腐力度，也给那些“不收手的人”以警示，军队会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，打虎不停止。
而对于此次名单上只有老虎，没有苍蝇，公方彬很豪气地说，“既然老虎都动了，需要老百姓放心，肯定不会放过小苍蝇。”
对于未来会不会有第二批打虎名单，公方彬表示，这要看有没有新发现，新的腐败分子。至于未来会不会选择批量公布，公方彬表示“不应该批量了，应该有一个宣布一个。”
此次军队公布反腐成绩单选择集中公布会不会产生“军队太腐败”的社会舆论？公方彬说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以消极的心态看，看到的是军队腐败问题很严重。以积极心态看，看到的是中央决心是空前的，意味着军队出现了重大转折点，不可能有腐败生存的空间。对于军队决策者，此次集中公布展示了决心和自信，让群众和军队形成良性互动。
